知识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强从业者的竞争力与业务能力，这一点在侦查队伍当中也同样得到了体现。
这些人认为，达不到五体投地、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悔罪，即便判决中对死亡原因的论证有瑕疵都不足以舒缓自己杀之而后快的急切心情，更不论那更加令人心塞的留其一条性命了。而且我也不认为本案已经到了讨论死刑存废必要性的程度。
这段看似自圆其说的论证，核心观点讲明了就是说，不能无视黄洋的死，而去谈林森浩的生。更关键的是，这至少又证明了之前司法鉴定和整个司法程序瑕疵的客观存在，也会引发民众对司法机关的批评。虽然正如庭审后笔者与该案二审法院刑庭某资深法官聊天时他所提到的：二审法院和二审律师，都把案子当做一审来做了，不可谓不勤勉，可是此时法院可能已经失去了变化的勇气。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绕过此次事件，这两天不但有多位友人微信留言问我对二审判决的意见。彼时，该案二审律师在死因方面的努力，曾经让我天真地以为，无论杀与不杀，该案二审结果的出炉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让我想起药家鑫案时贺卫方老师撰文提醒有必要查清双方冲突细节时候，被一些卫道士在媒体上棒杀的历史。而事后证明，对他的所有谣传都是虚假的。很多时候，贫穷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新疆古称西域，族群复杂，数千年来与中原关系时断时续。进入专题： 新疆民族问题 宪法 。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汉族与维吾尔等民族几乎在同一时间接受了源自西方的民族自决理论，一方面这使得中国政府很难诉诸历史叙事来解释诸如三区革命（指1944年在新疆省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爆发的維吾尔人、哈萨克人、回族人、柯尔克孜人分离暴动，分离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资助，并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等历史事件，而只能诉诸现实政治的力量对比。共产党建政后，汲取前苏联的做法与经验，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建立起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当恐怖主义源自民族问题时，如果不正视与反思民族政策的失误，不解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公民理想与政治忠诚问题，继续沿着逆内政一体化的路径，彰显与扩大民族差异的话，铁腕打击可能不会取得理想效果，反而有可能殃及池鱼，压缩少数民族的政治空间，将中间温和力量推向对立面，最终为渊驱鱼，适得其反。面对愈演愈烈的新疆民族问题，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以铁腕手段应对，即坚决打击。
真正稳定的国家统一应当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宪法忠诚。这是继7·5事件（2009年发生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造成了192人死亡，1721人受伤）之后，发生的涉疆重大暴力恐怖事件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所以，在新疆问题上，当局有必要借鉴相关国家的成熟经验，构建中国的宪法爱国主义，建立基于公民理想之上的政治忠诚，消解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政治冲动。昆明事件给全中国投下了深深的阴影。
但与7·5事件不同的是，昆明事件从一个侧面表明新疆民族问题越来越呈现出政治上的溢出效应，暴力袭击正在加快或倾向于向新疆以外中国内地蔓延，以期引起更多的关注。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共产主义的衰落导致了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填补了中亚地区意识形态真空，民族与宗教的交织，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结合更使得新疆民族问题呈现出国际性与复杂性。宪法爱国主义因而是指建构在公民而非族群意义上的民族之上的，基于对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肯认和忠诚而产生和维系的国家认同。人因公民身份而非民族身份而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例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等，以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本价值关怀而建构起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体系，使得国家呈现出自由人的联合而非民族的联合，即当公民身份的政治属性优位于民族身份的自然属性时，国家才能够长治久安。
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最早出现于战后的德国，它是为解决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东、西德国的国家统一所产生的民族认同和公民身份问题而产生的，经由哲学家哈贝马斯大力倡导而影响日著。当新疆民族问题以民族独立诉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无论是否承认它为民族矛盾，至少表明了当下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国家建构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而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宪法问题。
昆明事件看似突发，却是新疆民族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如同以往，官方的处理模式缺乏透明度，只给出了结果与结论，并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尤其是案件发生的原因、动机等等，但针对平民所采取的无差别砍杀已然构成恐怖暴行，应无疑义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绕过此次事件，这两天不但有多位友人微信留言问我对二审判决的意见。譬如本案，一审辩护律师的草草应付显而易见，但是这不妨碍法律给林森浩在二审中借助更优秀的律师来挽救自己的机会。我也正是在他的勇气感染下，以为二审过后将在社会上就死亡原因（或者说林森浩的投毒行为与黄洋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形成巨大的争论。正常逻辑考虑，如果他没有自己认为十足的把握，断然不会做出如此举动。但是我好奇的是，那位专家证人出庭的证言难道真的就是胡编乱造的么？如果真的毫无客观依据，为何不在判决书中予以澄清以正视听？甚至是拿起司法建议的大棒，给其单位发送一份整改意见？个中缘由，可能只有当事者清楚了。可是这真的就足够了么？当道德的审判牵着司法的审判鼻子走的时候，我们还能责怪我们的司法人员重口供、轻证据么？我一直赞同有什么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的说法，司法无疑也可以套用这样的套路。
可斯人已去，又有几个当初在网上摇旗呐喊的人出来对其家人表达过歉意？ 有学者撰文认为，司法权属于人权的范畴，人权以生命权为基础，不能跳开尊重生命来谈被告人的司法权。虽然正如庭审后笔者与该案二审法院刑庭某资深法官聊天时他所提到的：二审法院和二审律师，都把案子当做一审来做了，不可谓不勤勉，可是此时法院可能已经失去了变化的勇气。
而相对于该杀的理由，不该杀的辩解却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司法鉴定早就有的结论，律师却对死因提出质疑，明显是在捣乱。其实，这个案件本身引发的关于死因的争议点之极端重要，和二审决定宣判速度之快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让一直奔走在刑事辩护一线的我，早就隐约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这份判决所充满的杀气。
【注】作者为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如此判决也是中国特色了，因为有些道理讲不清楚，当然更多的是有些道理不好讲、也不能讲。
进入专题： 复旦投毒案 。我知道，所谓梦境都是日有所思的结果。而事后证明，对他的所有谣传都是虚假的。但真的只有黄洋的生命值得尊重么？道德向来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我们的社会管理者在这方面长袖善舞，民众的情绪可谓呼之即来。
当然，二审的判决书还没有完全公布。其实，人类社会之所以在道德之外发展出法律，除了法律有强力保障因而在效力上有优势外，更关键的在于法律是相对超脱于个人的情绪的，相对于嬗变的甚至不负责任的道德而言（当然道德也更容易为话语权掌握者所利用），司法的被动决定了会给各方更多的平等辩解机会，而在命案的处理中更是要穷尽所有可能，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方才可以剥夺一位公民的生命。
虽然当时也有人对上述信息辟谣，甚至有网友亲自去其家里做调查，澄清对其家世的误传，但由于药家鑫和自己非亲非故，他的死与自己毫无干系，最终在民众极大的愤怒之下，药家鑫被草草执行死刑。因为害怕自己的担心会变成现实，所以一直都不想动笔就林森浩故意杀人案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说几句。
而大家早已默认的杀人故意，无论如何都难以被粉饰成故意伤害，更何况还是在玩笑的顶包下，于是所有的辩解都成了不诚心悔罪的表现。是顺应民意杀之，还是依照辩方意见带来可能不杀的结果，脆弱的司法机关做出了自己明智的选择。
还记得大致半个月前，和新民周刊首席记者杨江先生聊起这个案子时，我就明确提到，司法有二审，道德却等不及二审了，不但林森浩生机很小，而且二审辩护律师的表现，可能会招致的非议会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会让人忘记他曾经是平反另外几个冤案的功臣。而大家之所以问我的看法，盖因为我之前对本案曾经发表过意见。虽然根据法律的规定，林森浩在这个世界上的去留，最终取决于最高院的核准与否，而且二审形成的疑团也始终未能解开，按理生机仍然存在。但是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二审法院对辩护律师和专家证人就死因提出的不同意见的回应，仍然是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相关法律事实，并未就辩方观点给出针对性的剖析，更没有讲为何采纳检方和一审法院的意见，而不采纳辩方的意见。
为了让他明白为什么，我跟他讲了药家鑫的案子，让他知道：当年药家鑫的官二代、家人拿钱摆平事件、地方政府和司法机关意欲受其家族势力影响保其性命等虚假消息，引发了民众的极大愤怒，最终形成一边倒的喊杀声。昨天当媒体上曝光林森浩的父亲走出法院被媒体围堵，蹲在地上哭泣，他强调最多的就是为什么不能对死因重新鉴定一下？ 对，为什么不能重新鉴定呢，杀也要杀得明白啊。
但法律在道德面前的溃败，让我已经没有了乐观的理由。我们很多人，案子没有到自己身上，可能真的无法理解那种无奈。
从本案二审的结果来看，司法的二审终审无疑输给了道德审判的一审终审，可是这样真的好么？社会上此起彼伏对林森浩甚至其家人和律师的声讨，无外乎认为其悔罪不诚意。彼时，该案二审律师在死因方面的努力，曾经让我天真地以为，无论杀与不杀，该案二审结果的出炉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